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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发生了著名的牛兰夫妇案。

　　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员保存着远东各国支部给共产国际的大量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给远东各国支部发放经费的明细账目。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英国巡捕将牛兰夫妇逮捕后，搜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申报》连篇累牍地刊登了两个月的秘密文件。

　　牛兰夫妇被捕后，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这样就给共产国际展开营救活动提供了机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束手无策、就要不得不施放纽兰夫妇的时候，顾顺章叛变了，紧接着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了，两个人先后供出了牛兰夫妇。这样，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当局引渡。

　　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牛兰夫妇活动在共产国际的组织下展开。但是连续十个月，国民党当局对国际上的呼吁不理不睬，甚至不承认引渡抓捕了牛栏夫妇。危急时刻，共产国际决定动用红军情报部门的远东情报组织左尔格小组，查明牛兰夫妇的关押地，为公开营救行动提供确凿证据。

　　营救牛兰夫妇，有可能暴露佐尔格小组的情报网！

　　左尔格没有犹豫，派小组成员方文联系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用两万美元与张冲交换，取得了牛兰夫妇用俄语亲笔写的一张三寸长、一寸宽的纸条。有了这张纸条，戳穿了国民党没有引渡逮捕牛兰夫妇的谎言，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公开审判牛兰夫妇，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保住了牛兰夫妇的性命。

　　1933年5月，佐尔格奉命到日本组建于日本和苏联驻日大使馆之外的情报网。

　　佐尔格取道德国前往日本。

　　在德国，佐尔格搞到了《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的身份证，从国家社会土义理论刊物《地缘政治》编辑部里搞到了进见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和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外交官的介绍信，从《每日展望》编辑部里搞到进见德国临时助理武官尤金＝奥特的介绍信。然后，佐尔格又飞到美国，见了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出渊给佐尔格写了进见日本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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