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迁都武昌这件事,孙苗反应很大实属正常。
当年,魏黄初二年(221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县,取“以武而昌”之义,改鄂县为武昌县,分江夏立武昌郡,辖武昌、阳新、沙羡、下雉、柴桑、浔阳等六县(同年八月,曹丕封孙权为吴王),黄龙元年(229年),四月,孙权称帝,在南郊筑坛祭天。传有黄龙蟠于江心矶上积日方去,遂改元黄龙。由建业迁富户千家落籍武昌,居民增至10万。于西山建避暑宫、读书堂。颁屯田令,鼓励垦荒,之后才“顺应民意”,迁都于建业——也就是说,武昌才是“原配”。
武昌,是孙吴立国根基之江防体系的重要军镇,正所谓“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淝,右连襄汉”,作为长江流域的中心枢纽,依托武昌,江东政权便可以守东御西,控南据北。而且,相比于周围地域,武昌地处长江南岸,既靠近兵争前线,便于指挥(虽然,孙权本人的这方面水准有点,嗯……);又倚靠江东腹地,利于防守(这一点倒是不错),所以,孙权深知,守武昌,则夏口可保,守夏口,则江夏俱危。因此,便将此处确定为为理想的建都地。
抛却军事因素,孙权有步骤经营武昌的时期,也正是和曹丕政权相处不错的蜜(跪)月(舔)期,建都于此,也是一种外交上的示好(曹丕也需要鼓励孙权去恶心刘备)。
再者,经济上看也有可取之处,这里盛产铜矿(孙权为吴王,筑吴王城,次年铸数千铜釜;黄武五年,孙权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被经营为三国时代的铜镜成产基地之一,有着“铜镜之乡”的美誉,也能创收不少;内政上看,滨于长江中游南岸,西邻武汉,东接黄石,北望黄冈的居中位置,也可以兼顾荆扬二州。
但是,因为后来外交形势的变化(与刘备关系转好,曹丕方面施加太多的军事压力),孙权在群臣的劝谏之下,不得不第一时间做出了将建业定为国都的决定。
不过江东大族的苦口婆心看似为国为民,其实还是为了自身利益,毕竟,以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一个国家根本就做不到全面繁荣昌盛,除了一些特色区域和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外,国都的定位太关键了,世家们当然不希望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鸭子飞走了,顺带着把经济中心也转移到武昌——主要是当时孙权对江东世家的态度很好,还处于相爱相杀的相爱阶段。
而孙权,即便是迁都建业,对武昌还是念念不忘,命陆逊辅佐太子孙登董督军国,驻守武昌,投放了不少配套的机构和资源,陆逊之后,分武昌督为左右两部,以吕岱为上大将军,督右部,以诸葛恪为大将军,督左部,同时,许多皇子也多布置在武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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