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把告密与作战同等看待,告密等同杀敌,不告密视为降敌,这样的法令,将告密与连坐捆绑执行,剥夺了任何人独善其身的生存空间。利用国家法律激发、调动、强迫释放人性深处邪恶、阴暗的成分,作为控制民众、服务政治的手段,不得不说,商君,真乃奇人也,难怪秦国当年能以一边陲小国而变法自强,一统中原啊,乱世,”说到这里,王迪划了重点:“乱世当用重典!”这就是在给张悌的行为罗列理论依据。
而胆子越来越大的张悌呢?关注的却不是自己行为处事的法理依据,也不太在乎这个例子列举的是否恰当,毕竟,商鞅的结局可不太好,而且,经过几十年的乱世,有曹操和诸葛亮这样的寒门典范,法家的一些手段没少拿来推行,心理障碍早就在这段时间的实践下被突破了。
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一方面,张悌当然是孤陋寡闻的,可是,王迪,可是吃过见过的,比如大唐时期,无耻之徒鱼保家专门为武则天设计了方便告密的硬件设施——铜匦,其功能主要用来接受告密信件(也就是后来的检举箱,只不过,这位设计的过于精妙,而且,因为沦为了时代的罪恶工具更加出名而已)。有什么样的恶法,就会滋生出什么样的恶徒小人——于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类的酷吏,因告密有功,被武则天重用,个个封官晋爵——索元礼擢为游击将军,周兴累迁秋官侍郎,来俊臣升为御史中丞。
“不仅如此”,为激发告密者的积极性,王迪进一步启发道:“有告密者,除巨先外,其余人等,皆不得问,无论哪一行当,只要有人要告发,有事要告发,皆提供驿马和食宿,使诣行在,告密内容无论是否属实,均可受隆重接待。即便最后证实是‘冤假错案’,也不加罪(自然,有没有证实这一关就不好说了)。”
“可是,如此一来,“张悌的头脑还算清醒,脊梁一阵发冷:“又将会出现怎样的场面呢?”
“怎样的场面?可想而知,”王迪很淡然的说道:“告密,成了一桩害人利己,且毫无风险与成本的好生意。于是,在武陵全境,必然会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说不定,周围的一些郡县也会有人心动不已,加入其中啊。”
“那还出此等主意?!”张悌有些愠怒,这不是给自己挖了个坑吗?还是个火坑。
“巨先,真要做到了重足屏息,不也就达到了目的吗?”王迪也不客气:“到时候,这武陵,再也逃脱不了控制了,只有内部的高度集权统一,才能于外施展才华,大有作为啊。”
而且,更关键之处在于“不告者同罚!”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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